秦楚刊号
年6月26日，当蒋介石妄图一举歼灭中原军区部队，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时，李先念率领中原军区5万将士，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毅然主动实行战略转移，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突围部队杀出重围后，分别在豫鄂陕和鄂西北敌后新建了两个革命根据地，形成同解放区正面战场相呼应的中原敌后战场，在外线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地支援了内线作战部队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中原突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在党史、军史和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年10至11月间，李先念和中原局（包括其前身鄂豫皖中央局）的领导郑位三、陈少敏，在积极组织指挥桐柏战役的同时，考虑到中原突围的必要性，反复研究过是否去鄂西北创建根据地的问题。李先念认为，中原突围部队在鄂西北创建根据地，有两个必然条件：一是它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地区处在秦岭、巴山之间，为鄂、豫、陕、川、湘5省之战略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二是其境内峰峦绵亘，峡谷纵横，山川河流交错，地形复杂，适合打游击，便于保存自己，打击敌人。当时，中共中央针对蒋介石控制华北、抢占东北、独占华东的战略企图，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重点是巩固华北，夺取东北，坚持华中。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原解放区，是国民党主力部队东进、北上、南下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央一再指示中原部队：坚持在中原作战，正是着眼于这一战略全局的。因此，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对中原部队作出了“不可过早向其他区域去”,“目前向鄂西转移不好”的结论。
秦楚刊号中原军区以顾全大局、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慨，从抗战结束到突围之前，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进行了长达10个多月极其艰苦的战略坚持，牵制了国民党的30余万大军，阻止了国民党由大西南后方基地向解放区前线运兵，为解放军坚持华中、巩固华北、夺取东北赢得了宝贵时间。
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令后，中原部队恪守停战协议，在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一带集结待命。蒋介石却背信弃义，陆续调集30万大军，将中原部队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带，企图一ロ将其吞掉。4月29日，中央获悉国民党将于5月5日开始向中原进攻的情报后，立即发表声明揭露其阴谋，同时向中原局发出做好突围准备的指示。5月1日，中央再次电示郑位三、李先念和王震，提议“主力向西”。同日，中原局就突围方针问题两次电报中央，确定在“万不得已时突围，我们拟向西不向东”,“东方敌人有重兵，地区狭，敌人有充分准备，不能向东转移”，但“向西第一步是陕南”。5月2日，中央电复中原局“万不得已向西突围的方针正好，即照此执行。”经党中央多方努力和军调部的干预，迫使蒋介石放弃了5月5日进攻中原的计划。
进入6月以后，蒋介石又企图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6月19日，毛主席以中央名义电告郑位三、李先念：“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根据这一指示，加紧了战略转移的准备，拟定并向中央上报了突围计划，建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十堰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6月23日，毛主席亲拟电稿复电中原局：“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并强调指出：“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已决定，不要请示，免贻误时机，并保机密。”
根据毛主席指示和中原地区敌情变化，在临战前夕，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对原定突围计划进行了适当调整，作出了主力分北路军、南路军向西突围，其余在东西北线行动的分路突围、相互策应的部署。对南路军的具体部署是：由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等率一纵领导机关和二旅、三旅作为南路军，在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后进入豫西地区，尔后转移到陕甘宁边区；由王海山、陈先瑞率二纵十五旅（缺第四十五团），掩护和接应南路军，突过平汉铁路后到唐河以南之析仪镇归还ニ纵建制，即亦转移到陕廿宁边区；由罗厚福、文敏生率江汉军区部队西渡襄河，进入武当山地区，尔后相机入川。
年7月1日，南路军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按预定路线继续西进。此时，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围歼”中原部队的总指挥刘峙，命令整编第十五师、第四十一师向太平镇、枣阳、吴家店地区迅猛追击，并以主力一部兵犯桐柏，防我主力北进；令整编第三师向随县天河口方向前进，于厉山镇、天河口地区予以堵截，妄图将中原部队一举歼灭于天河口、高城地区。在此情况下，南路军若仍向豫西行进，必然在厉山至天河ロ一线遭受敌军重兵合围。因此，李先念于7月3日下午以中原局名义电不进至应山西南寿山地区的南路军：“敌人拟于厉山至天河口一线合击我军，如不能进入豫西地区，即西渡襄河，进入十堰武当山地区。”他果断提出了改变南路军战略转移路线的意见。按此意见，南路军当机立断，决定西渡襄河，进入武当山地区。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遵照中央指示，为完成在外线牵制大批敌军的重任，将突围主力的战略转移终点由原定的陕甘宁边区重新选定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特别是基于战略转移路线的改变、战略牵制重任的急需、战略探索行动的取舍、战略地理位置的重要，李先念作出了南路军在鄂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正确选择。
南路军进入武当山地区后，内有迫兵，外有强敌，危机四伏，进退两难。7月24日，中央军委明确指示南路军：“你们的任务是在长江以北，襄河以西、以南广大区域实行机动灵活的作战，各个歼灭敌人，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南路军一面按照中央指示在鄂西北地区作战略展开，一面试图向两竹（竹山、竹溪）地区挺进，与江汉军区部队会合。但是，南路军和江汉军区部队在这一阶段遭敌围追堵截，战略探索行动很不顺利，未能实现预期效果。8月6日，南路军电报中央并中原局：“根据敌情、地形、群众及经济等条件，在武当山边沿既不便于分散又不能集中，实难在此立足建立根据地，且有饿垮、拖垮、冻垮之危险，建议二、三旅与罗文部（指江汉军区部队）向东发展，必要时渡襄河回大洪山活动。”此时，经过郧县南化塘决定性的一战，李先念率北路突围部队已顺利进入陕南。8月7日，他以中原局名义致电王树声、刘子久：“襄河不易渡过，部队疲劳，就是回到襄东原地区，敌必调更大兵力进攻，孤立突出，处境将愈困难。”并指出：“在川鄂陕边创造根据地好处：北面被北路军牵制；西与南均为大山，仅只尾敌追击，易于应付。至于地形、财粮，只要将部队分开发展，亦可能求得解决。因此，我们意见，一则立即分散川鄂陕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再则会合罗文部打退十四军堵击之一个旅，求得在川鄂陕边立住脚跟。”这一指示，既进一步明确了在川鄂陕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又指出了在此建立根据地的优势和返回襄东的劣势，并提出了解决生存问题的对策措施，为南路军摆脱困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南路军根据中央和中原局电示精神，经过对敌我双方态势的分析，并权衡东返、西进和原地坚持的利弊，作出继续向西挺进的决定，以实现在两竹地区与江汉军区会合的战略意图，创建川鄂陕边根据地，或主力入川创建通南巴根据地。
秦楚刊号此时，敌人已清楚南路军入川意图，派重兵占据各交通要道，将入川、入陕之路堵死。南路军和江汉军区部队只得暂时放弃入川计划，分别部署和开展了分散游击活动。他们于8月27日在房县西南上龛地区胜利会师后，随即组成了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成立了第一、二、三、四4个军分区，要求各分区进行分散的游击活动；还一度抽调三旅七团和江汉军区ニ团组成野战旅，作为区党委和军区的机动部队，并明确其任务“主要去解决冬衣。”这些部署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鄂西北地区“难屯大兵”的实际困难，为鄂西北根据地的创立奠定了基础。8月30日，针对南路军中的“北归”思想，中原局发电给王树声：“如有不安心之现象，应坚决克服，一切回华北思想都是不正确的。”并电示王树声、刘子久、罗厚福、文敏生等：“为执行中央指示，我南北两军力求在襄河（汉水）两岸，以游击战争连成一片，以求将来作战之机动。”从而进一步稳定了军心，巩固和发展了鄂西北根据地。
从年9月开始，鄂西北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反“围剿”斗争也不断取得胜利。至10月，已建立起5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6个中心县委和县政府，18个县委（工委）和20个县政府（办事处），全面创立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在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十堰地区，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极为高涨，积极参加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主动参军参战，保护新生政权，为郧西、郧县在年底相继解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该地区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最早解放的地区之一。
中原部队自年7月下旬开始创建鄂西北根据地，至年5月下旬主力撤走，在鄂西北持续时间达10个月之久，达到了牵制和消耗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截至年1月，鄂西北部队所牵制的国民党军，多时达9个正规旅，少时也有5个正规旅，以及大量保安团队，共10万余人。另据这7个月中已知战斗的不完全统计，鄂西北军区歼敌近人。同时，部队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里，发动和依靠群众，采取了兴利除弊的措施。使基本骨干得以保存。据统计，中原突围战役之后，在鄂西北的部队约有一万人，到年2月，部队尚有人。后来转战中又有较大发展，其中仅中原独立旅和皖西人民自卫军就发展到近人。
李先念选择在鄂西北敌后创建革命根据地，是个伟大的选择，全面、完整地贯彻了“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方针，深刻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毛主席在年10月1日为党中央起草的《三个月总结》中指出：“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重大的作用。”这是对在鄂西北创建根据地及其战略作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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