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一百多年中，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其中以正统时叶宗留、邓茂七起义，成化时荆襄流民起义和正德时刘六、刘七起义，为三个高潮。这三个高潮之间的间隔都很短，明朝政府费了很大力量刚把前一个高潮平息下去，后一个高潮就紧接着涌来。
正统至正德年间的农民起义不仅次数多，而且范围也很广，其中虽没有一次形成全国性的规模，但把各次起义活动的地域综合起来，则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参加起义的群众成分很复杂，有佃农、流民、矿工、水上居民、炉主、粮长和生员，以及少数民族的人民等。其中虽以贫苦农民为主体，但一些中小地主也卷进来了。正统至正德年间的农民起义次数如此多、范围如此大、参加的成分如此广泛，自然会在历史上发生深刻的影响和巨大的作用。
正统至正德年间的农民起义，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但有的农民起义军直接提出“奉天征讨”，“直捣幽燕之地”，这说明他们要推翻明朝的反动统治。另外他们的称号和斗争中的若干言行，也反映了起义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要求平等和平均的政治理想。如邓茂七起义称“铲平王”，他起义的第二年贵州苗民虫富起义亦称“铲平王”，李原称“太平王”，也自称为“平王”等。
这种思想，不始于正统至正德年间，明初已有起义者称“铲平王”的现象，明代以前(如唐末和宋代)也有相似情况发生，但正统至正德年间它再次出现，仍有特别指出的必要。列宁说过：“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他又说：“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正统至正德年间农民要求平均平等的政治思想再一次表现出来，反映了农民坚决反对封建制度的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正统至正德年间的农民起义，冲破了明朝政府的山禁和关津制度，开辟了山区，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后，明朝政府于景泰二年(年)在浙江“析丽水、青田两县，置云和、宣平、景宁三县。福建置永安、寿宁二县”。荆襄流民起义后，明朝政府被迫允许流民于当地附籍，“许各自占旷土”，“令开垦为永业”。
并在成化十二年(年)，于“湖广割竹山地，分置竹溪县，割郧津地，分置郧西县；河南割南阳、汝州、唐县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阳三县陕西析商县地为商南、山阳二县，而以商县为商州。使流寓土著者参错以居。又即郧县城置郧阳府，以统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
武宗时江西农民起义后，明朝政府于正德七年(年)在姚源洞、横山地区置万年、东乡二县。正德十四年在横水、桶冈地区置崇义县。这些府县的设置，从明朝政府方面来说，固然是为了控制劳动人民，从而进行奴役和剥削。但在另一方面，它标志着广大农民的英勇斗争，打破了明朝政府的种种封禁，将使这里的山区得以进一步开辟，生产得以进一步发展。
正统至正德年间的农民起义，教训了明朝的封建统治者，使些较有远见的官员感到要继续维持明朝的统治就必须实行改革，以缓和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弘治“中兴”荆襄流民起义以后，孝宗朱祐樘的改良政治正是受了这些起义的推动。当然，这些改革都是有限度的，但总比不改革要好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起义的成果。
